『年輕化』浪潮下紀錄片再掀波瀾,賺錢難題是否得以破解?

『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,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』紀錄片以真實的人和真實的物質為表現對象,具有反映生活、記錄歷史、傳播知識等社會功能,傳遞了社會價值、文化價值、藝術價值等多重價值。

一直以來,傳統媒體都是紀錄片生產大戶,從『舌尖』系列到《我在故宮修文物》《如果國寶會說話》,央視在紀錄片創作上也逐漸摸索出了一條自己的路徑。

其他平臺也積極跟隨,在國家題材、文博題材、美食題材、野外生存系列等細分類型集中發力,一批高品質且觀眾喜聞樂見的作品輪番登場。

近年來,紀錄片在政策與市場的雙重驅動下,在以視頻網站為代表的新動能的激發下,這一門類的發展也彰顯出諸多新趨勢。

與傳統紀錄片相比,借著互聯網東風運營而生的紀錄片在定位、風格、敘事上有哪些不同?所有的內容變化,最終都是為了盈利,當下紀錄片在商業賺錢方式是否更加靈活了?與此同時,在視頻網站宣告入局後,紀錄片的產業格局發生了怎樣的變化?

競爭空前激烈

紀錄片年輕化、品牌化趨勢明顯

2012年,《舌尖上的中國》讓美食類紀錄片風靡一時;2016年,《我在故宮修文物》被B站『二次元』群體重新『發掘』成為全民性話題;再到如今《人生一串》《歷史那些事》《寵物醫院》《稻米之路》《本草中華第二季》《可以跟你回家嗎》細分垂直領域的圈層爆款紛至沓來。

紀錄片『年輕化』的勢頭愈發迅猛,『得年輕人者得天下』已然成為紀錄片產業的共識。

紀錄片『年輕化』的趨勢,在創作觀念、作品形態、受眾群體、傳播渠道等方方面面展露無遺。

從題材內容、敘事方式乃至營銷傳播來看,紀錄片越來越生活化、平民化、故事化,且涵蓋了年輕、輕松、時尚等元素,更具個性化、娛樂性和網感特征。

在嘉賓邀請方面,鄧倫、周一圍入局《上新了,故宮》,王凱、劉濤參與《國家寶藏》,吸納大量演員和明星入局的紀錄片迎來流量時代。

從創作觀念看,紀錄片由傳統的宣傳說教、自說自話模式,轉變為平等對話的姿態。

《我從漢朝來》《我在故宮修文物》等作品設置了一個『我』以建立與當下的對話;從作品形態來看,與互聯網傳播的碎片化閱讀、拼圖化思考趨勢相對應的,紀錄片也越來越『小而美』、『輕型化』,《如果國寶會說話》《故宮100》等作品每集都隻有5分鐘,紀錄片『短平快』趨勢愈發明顯。

隨著眾多小而美、『輕型化』、符合碎片化傳播的紀錄片出現,從受眾層面來看,這些作品更加符合年輕受眾的觀看需求和習慣。

尤其是在以B站為主要陣營的彈幕視頻網站,彈幕形式創新了紀錄片的觀看和溝通場景,增強了年輕受眾與紀錄片的黏性關系。

除了全方面『年輕化』,紀錄片『品牌化』集群效應初現。

紀錄片的IP模式開發已經成為常態,高口碑作品建立了品牌效應。

『舌尖』系列是觀眾耳熟能詳,除了《舌尖上的中國》第1-3部,還有《風味人間》《舌尖上的新年》;『野外生存』系列也不容小覷,代表作有《變形計》《跟著貝爾去冒險》《越野千裡》等作品;《航拍中國》《大國外交》《超級工程》《創新中國》《大國重器》等作品則掀起了國家題材紀錄片的新熱潮;文博系列紀錄片更創下了無數個收視與口碑高企的神話,堪稱”現象級”文化事件。

紀錄片『品牌化』之路優勢明顯,同時弊端也漸漸浮出水面。

優勢在於,紀錄片IP化、系列化的過程,本質上是深化品牌價值,面向不同圈層形成影響力的過程。

系列化作品『長尾效應』明顯,有利於品牌的長期存續,抓住互聯網長效、高價值人群注意力,這一點從紀錄片領域『常青樹』眾多可以得到佐證。

弊端在於,『小眾』變『大眾』後,現有節目的類型、內容等同質化程度過高、折疊性強,分流了觀眾。

而且,一些節目止步於表面跟風,缺乏創新,觀眾的收視熱情難以長久保持。

紀錄片如何抓住

『綜藝化』與『電影化』賺錢風口?

回看近幾年市場上走紅的紀錄片,無疑都在朝著『綜藝化』靠攏,有的作品甚至直接將自身定位為紀實類真人秀,這也輕松化解了紀錄片的賺錢難題。

從紀錄片發展為真人秀節目,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《變形計》系列和《侶行》系列。

《變形計》系列通過社會熱點,尋找熱點中的人物,安排他們互換人生體驗,掀起了無數的話題和熱度;《侶行》系列將紀錄片與綜藝真人秀的特點相結合,從平鋪直敘到通過特定的『任務』驅動情節發展,不斷制造懸念、強化危險感,升級觀眾視聽體驗。

除此之外,《人間世》《野生廚房》《奇遇人生》《寵物醫院》《風味人間》等節目也呈現出了『紀錄片綜藝』的復合感受。

值得一提的是,《寵物醫院》在品牌冠名、植入廣告方面做出了有力的探索,作為寵物行業的翹楚RedDog紅狗,以『養寵貼士』的形式出現,為我們展現了一次年輕化IP營銷示范。

客觀來說,紀錄片為適應大眾傳播必須融入娛樂元素,貼合商業化運作的趨勢,而向『綜藝化』靠攏是其市場化的一個必然選擇。

而綜藝節目的『紀錄片化』,則是在感官愉悅和精神愉悅之間尋找到相對平衡,也是一種吸引年輕用戶的大膽創新。

兩者的結合,實現了1+1>2的效果。

在羽翼漸豐的大背景下,紀錄片也開始朝著『電影化』進軍。

院線紀錄片巨大的市場潛力開始慢慢『顯山露水』。

《二十二》以300萬成本,逆襲1.7億的票房,成為中國第一部票房過億的紀錄電影。

成本為1500元的《四個春天》不僅獲得了FIRST青年電影展的最佳紀錄片,同時入圍了金馬提名。

《最後的棒棒》成本2萬,票房100.8萬。

《厲害了,我的國》一個月票房突破4億元。

細究這些作品的成功,既有『天時地利人和』的外部因素,也與影片自身的內容緊密相關。

除了以上票房與口碑兼收的綜藝電影外,也有的作品票房和口碑不盡如人意:制作成本1300萬元的紀錄片《喜馬拉雅天梯》,票房僅1156萬元;《生門》成本在1300萬-1500萬,票房154.2萬;還有一些作品的票房也未曾達到預期水準,比如票房6500萬的《我們誕生在中國》、票房192萬的《舌尖上的新年》、票房162.7萬的《搖搖晃晃的人間》……

從以上盤點可以看出:首先,在整體票房市場份額上,紀錄片依然是屬於相對『弱勢』的一方,但卻擁有很大的發展潛力;其次,大IP未必就能轉化成高票房,比如前面提到的《舌尖上的新年》並沒有砸出多少水花。

無獨有偶,像《我在故宮修文物》電影版上映時也僅收獲了645.8萬票房,遠不如預期;還有的紀錄片電影票房敗北是因為內容過於『小眾』,不具備普世性,隻能吸引特定群體買單,比如《搖搖晃晃的人間》《我的詩篇》。

多重制播加持下

融媒體讓產業格局更具想象空間

如今,紀錄片已經形成一個以央視專業紀錄頻道、衛視綜合頻道為主力,以新媒體為重要支撐的基本格局。

頭部媒體紀錄片開始呈現出『IP化』、『季播化』、『品牌化』的特點,新媒體紀錄片不斷在縱深領域進行深度探索和挖掘,逐漸實現了垂直化、類型化。

傳統媒體方面,央視一直是紀錄片生產大戶,從『舌尖』系列到《我在故宮修文物》《如果國寶會說話》,央視在紀錄片創作上也逐漸摸索出了一條自己的路徑。

其他衛視平臺也卯足了勁推出了《茶界中國》《百心百匠》《了不起的匠人》等作品,力圖與央視老大哥『分一杯羹』。

與此同時,各大視頻網站早已加碼紀錄片的投入,在細分垂直領域的題材上探索爆款的可能。

騰訊視頻成立的『企鵝影視紀錄片工作室』野心不小,一手陳曉卿王牌團隊,一手合作日本NHK;優酷致力於打造紀實院線,已上線多部與BBC合作的紀錄片,此舉既讓紀錄片愛好者看到了眾多新生力量創作的優秀紀錄片,又延伸了紀錄片的新邊界;B站推出了『尋找計劃』,先後參與出品《極地》《人生一串》《川味3》《歷史那些事》《大學美食圖鑒》,並與BBC聯合出品《神奇的月球》。

人才是紀錄片創作的重要一環,如今越來越多的傳統媒體紀錄片人開始走出原來的平臺,試圖打破固有的紀錄片制作模式,嘗試創作新的內容。

陳曉卿等傳統紀錄片人相繼加盟視頻網站,將自身的紀錄片創作基因與視頻網站的內容特點相融合,為紀錄片帶來了更多可能性。

總之,傳統紀錄片的收入架構相對單一,視頻網站入局後,不斷挖掘在IP品牌塑造與運營、衍生品開發、品牌傳播方面的獨特價值與可能性,通過多種途徑和方法獲得額外間接經濟收入。

新媒體帶來的,不僅有資金支持和受眾基礎,還有受眾的大數據支持,從而為紀錄片實現垂直化、類型化,以及呈現方式、營銷方式、盈利模式都帶來了顛覆的變化。